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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历史:第一编 原始社会——封建社会(8)  

2012-08-17 20:41:33|  分类: 藏经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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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嘉佑四年(1059年),教育家、理学先驱、郡人胡瑗逝世。北宋著名教育学家胡安定(993—1059),又名胡瑗,字翼之,他在中国最早提出文理分科教学理念,比西方早800年。

宋徽宗政和年间(1111年—1118年),“知州郭凝塞北门,改壮健营为玄武庙”。

宣和元年(1119年),郡人王俊乂以太学上舍擢第一(状元)。 王俊乂,字尧明,王观、王觌(di2)堂侄。宋徽宗赵佶钦点状元,并对他的人品大加赞赏,说:“真所谓俊异(乂)矣”、“宜即超用”。俊乂持才居节,拒不往谒权相蔡京。历任吏部员外郎、右司员外郎,后以直秘阁知岳州, 47岁时卒于任所,归葬如皋城内薛家池。《宋史》有传,传称:“俊乂与李祈友善,首建正论于宣和间,当是时诸公卿稍知分善恶邪正者,二人力也。”著有《易说》10卷,《王俊乂文集》10卷。

 

 

补充阅读

教育家胡瑗

 

人物生平  

祖籍今陕西子长县的安定堡(一说现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)。公元993年(宋太宗淳化4年)生于今江苏南通如皋市一下等官吏家庭。其家族世代显赫,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,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,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、太守10余人。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参军时举家随迁,但自其父胡讷任宁海军节度推官后,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,因俸禄较少,竟步入“家贫无以自给”的境地。   

胡瑗自幼聪颖好学,7岁善属文,13岁通五经,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。对胡讷说:“此子乃伟器,非常儿也!”胡瑗读书勤奋,好学上进,且志向远大,常以圣贤自任,但因家境衰微,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。直至20多年后才得以与孙复、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。此间心志远大,10年不归,潜心研习圣贤经典。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,每当拆开家书,见有“平安”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。在此期间,他“食不甘味,宿不安枕”,刻苦钻研学问,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。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,然而却7次应考不中。40岁时放弃科举意念,返回泰州城,在华佗庙旁经武祠(今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)办起了一所书院(私塾),并以祖籍安定立名,称安定书院。   

1034年(景佑元年),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。时值原朝廷中向来重视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对废后被贬该地任知事。翌年范在南园开办郡学后,聘他为首任教席,并送自己的儿子范纯佑拜其为师。到任后,他即制订了一套严格的校规。由于范公子能带头遵守,故其他出身豪门的学生无一胆敢肆意践踏。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,郡学很快就成为了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。   

1036年,经范仲淹的引荐,胡瑗以布衣身份,与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同赴开封接受正急于雅乐改进的宋仁宗召见,并奉命参定声律,制作钟磬。其间,他合乎古礼的文雅举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赞赏,事成后即被破例提拔为校书郎官。1040年(康定元年)8月随镇守延州(今延安)的范仲淹到陕西,被举荐为丹州(今宜川县)军事推官。此间撰《武学规矩》一书,提倡国家大兴武学,以抵御外部侵略。   

1041年(庆历元年),胡瑗调密州(今山东诸城)任观察推官时,因父亲去世而辞官回家奔丧。翌年复出,改任保宁(今浙江金华)节度推官。不久应湖州(今浙江省湖州市)太守滕宗谅之邀,到当地的州学任主讲教授,以致“四方之士云集受业”。其间提出了“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,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,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”的至理名言,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“苏湖教法”。   

1044年(庆历4年),范仲淹推行新政,并效法湖州的办学经验兴办了一所中央太学。1050年(皇祐2年)11月,朝廷再次更定雅乐,仍诏胡瑗与阮逸进京主持,并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时间完成。此间两人还合作撰就了《皇祐新乐图记》3卷。1052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(主讲教授),晋光禄寺丞。被征为太子中舍,后以殿中丞致仕。任教期间因学识渊博且教学得法,备受学生的欢迎并敬重。   

1056年(嘉佑元年),64岁的胡瑗晋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,成为了当朝太子的导师。同时兼在太学协助博士的考教训导与执掌学规。此时虽身为命官,却始终保持师生平等,常与学生切磋交流,在校园里形成了一种“沈潜、笃实、醇厚、和易”的学风。当时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储君、众多知名学者及礼部中的近半官员,故深得学生与朝中上下的敬重,视他为一代宗师,被神宗称为“真先生”。   

晚年,胡瑗依旧苦读勤教,并参议朝政。1059年终因积劳成疾而卧床不起。后经仁宗皇帝钦准,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疗养。临行前京城轰动,相送者“百里不绝”。不久即病故,被朝廷追谥“文昭”。另被王安石誉为“天下豪杰魁”;被范仲淹遵为“孔孟衣钵,苏湖领袖”;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曾写下过赞颂他的诗句“所以苏湖士,至今怀令古”……。   胡瑗在生前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,集教学理论、实践和改革于一身,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。其主要贡献为:确立了培养“致天下之治”人才的教育理念;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,要求德、智、体、乐全面观察;实施分科教学;推广普及教育;严格校规,言传身教;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。遗著有《松滋县学记》、《周易口义》、《洪范口义》、《论语说》和《春秋口义》等。

教育成就  

胡瑗毕生从事教育,先后在泰州、苏州、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,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,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。   

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,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,不愧为一代宗师。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,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,依然熠熠生辉。概言之,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:

注重教育目的,真培养“致天下之治”的人才

胡瑗在《松滋县学记》中开宗明义地说:“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,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,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。”他从“致天下之治”的政治目的出发,揭示了人才、教化、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,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: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。胡瑗认为,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,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。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。他认为,一要“师儒”,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;二要普及教育于“民”;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。在封建社会中,人民处于无权状态,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,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、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、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,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。北宋初期,教化不兴,风俗偷薄,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,以诗赋取土,社会上普遍存在着“苟趋禄利”、轻“教化”、重“取土”的风气,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。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,胡瑗认为必须建立“敦尚行实”的学校,这种“立学教人”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。

力纠社会时弊,坚持体用为本

在宋仁宗明道、宝元时期,为了纠正取士不以“体用为本”,只讲究诗词歌赋、学校教育思想,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。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:“臣闻圣人之道,有体、有文、有用。君臣父子,仁义礼乐,历世不可变者,其体也;举而措之天下,能润泽斯民,归于皇极者,其用也。”很清楚,“体”是指君臣父子,仁义礼乐,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;“用”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。也就是说,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,获取功名,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,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。胡瑗为贯彻“明体达用”思想,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,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。同时他又将“明体达用”的思想,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,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。

大胆改革教育,首创分科教学

胡瑗为了贯彻“明体达用”的教育思想,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。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,依据学生的才能、兴趣志向施教。经义主要学习六经;治事又分为治民、讲武、堰水(水利)和历算等科。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,同时加选一个副科。另外还附设小学。这种大胆尝试,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,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,胜任行政、军事、水利等专门性工作。实践证明,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,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。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、朱临、倪天隐等,长于政事的范纯仁(范仲淹之子)、钱公辅等,长于文艺的钱藻、腾元发等,长于军事的苗授、卢秉等,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。

推广普及教育,主张州县办学

面对宋初“轻教育”学风不正的状况,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,着重阐述了“师儒”和“兴校”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,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。大司徒以六德、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。纠其有言异者诛,行异者禁。其所言者皆法言,所行者皆德行。”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:一是中央官学,二是地方官学(即州县二学)。庆历四年(1044年),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,中央官学生员很少,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;地方官学,只有大中祥符二年(1009年)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,并赐额“应天府书院”,是为州县办学之始,余则寥若晨星。于是胡瑗大声疾呼“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”,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,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。胡瑗主张“广设庠序之教”,大兴地方官学,它不仅可以使人才“继踵而出”,更为重要的可以“正以民心”,维护封建统治秩序,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。故庆历四年四月,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,开天章阁,与大臣们讨论扶 振兴的良策,慨然下诏全国,要各州、县都要兴办学校。这与胡瑗倡导的“以仁义礼乐为学”、“致天下之治”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

探索办学新路,严立规章,言传身教

胡瑗在苏、湖执教的二十年间,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。如学校作息规定:一般上午讲解经义,课后复读500遍;下午讲解历史,复读100遍;晚上讲解子书,复读300遍。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,又注意言传身教,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,自己常常“以身先之”,盛夏之季,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,决不稍懈。有一次,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,头稍稍有些偏了,他就直呼“头容直”。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,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,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。同时,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,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,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,学生非常感动,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。在规章明、要求严的情况下,胡瑗的弟子“皆循循循雅饬”,“衣冠容止,往往相类”,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。据统计,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。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,先施行于苏、湖,后旅行于太学,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,在全国推广,可见其影响之大,效果之好。他的这套教学规章,与后来朱熹所订的《白鹿洞学规》前后辉映,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。

注意体、美、音乐教育,全面提高学生素质

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。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,不要立即伏案读书,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。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,平时要学会“射箭”、“投壶”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。在重视德育、智育的前提下,他也注重音乐教育,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。如在各种考试之后,他常与学生们会于“肯善堂”歌诗奏乐,至夜始散。在平时,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,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。胡瑗提倡体、美、音乐教育,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,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。

提倡社会实践,开展游历考察活动

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,同时还组织学生到野外、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,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,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。他认为:“学者只守一乡,则滞于一曲,隘吝卑陋。必游四方,尽见人情物态,南北风俗,山川气象,以广其闻见,则有益于学者矣。”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,上至陕西潼关关门,回顾黄河抱潼关,委蛇汹涌,而太华、中条环拥其前,一览数千里,形势雄张。他慨然曰:“此可以言山川矣。学者其可不见之哉!”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,主张接触实践,了解社会,浏览名山大川,以开拓胸襟视野,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,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—真培养出“明体达用”的致治之才。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。

实行太学“寄宿制”

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,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,消防工作特别重要,每到夜半时分,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,实行“火禁”。嘉祐元年(1056年),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,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,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,如发生意外,概由他俩负责。此后太学就实行“寄宿制”。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,督促火烛小心。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,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。每日起身、就寝以鸣鼓为号,进出校门必须请假,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。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、县之学,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,且日臻完备。   

综观胡瑗教育生涯,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,并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、艰苦创业、以苦为乐、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,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、求真务实、力纠时弊、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。同时,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、忧国忧民、躬行力践、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。

杰出思想  

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,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。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。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,主要根源于《周易》一书。

倡导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

易学为讲天人之道、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。胡瑗的《周易口义》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。其特点是大胆疑经,自立新解。据统计,胡瑗仅在《周易口义》一书中,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;在《洪范口义》中,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。据《宋元学案》记载,胡瑗“日升堂讲《易》,音韵高朗,旨意明白,众皆大服”。丁宝书在《安定言行录》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:胡瑗为国子直讲,“朝廷命主太学,时千余士,日讲《易》,予执经在诸生列,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。”毫无疑问,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,是一位开源发蒙、鼓动风气的人物,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。清人全祖望亦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追根溯源地说:“宋世学术之盛,安定、泰山为之先河。”2. 坚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,一在求贤用贤,二在养民教民。他以为,君王再能干贤明,若无贤臣辅佐,则“倡而无知,令而无从”,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,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。因此,胡瑗说,“天下之广,生灵之众,一贤不可独治,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,则可大行其道。”广纳天下群贤,一可佐君施行仁政,二可辅君增广视听,三可致君无为而治。当然,这里所说之“民”,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。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,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,努力提高他们素质。尤其胡瑗在《周易口义》中“论民本”时说:“不以一己为忧乐,所忧者天下,所乐者天下。”这与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。

主张知行合一手实践思想

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他在讲授“三礼”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时,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,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,就自制挂图,悬于讲堂之上,让学生直观,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。另外,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,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,观名山大川,开阔学生视野,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。

深远影响  

胡瑗一生著作颇丰,可惜大部散佚,传世很少,且多为门人记录整理而成。现存世的经学著作有《周易口义》12卷、《洪范口义》3卷,音乐著作有《皇佑新乐图记》3卷(与阮逸合撰),余已散佚。   

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“嘉言善行”汇集起来,编成《小学》一书,作为儿童读本,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,认为可作“百世之法”。南宋书院举起,宋宝庆二年(1226年),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,亦创办了“安定讲堂”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:“自秦汉以来,师道之立,未有过瑗者。”明嘉靖九年(1530年)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,尊称为“先儒胡子”。泰州亦在“安定讲堂”之地,建立胡公祠,纪念胡瑗先贤,清乾隆五年(1740年)改称“胡公书院”。嘉庆二年(1797年),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,现存祠三间,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。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“明体达用”的衣钵,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,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“实学论”。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,不仅示范于当时,而且也垂法于后世,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。无怪乎他的名字和“苏湖教法”为人们所熟知,且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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